会议简报 | 立言首都金融论坛·第49期：新时代文化经济发展与研究座谈会暨《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成功举办
【会议简报】
立言首都金融论坛·第49期：新时代文化经济发展与研究座谈会暨《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成功举办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明确指出，文化经济实质上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文化经济的内涵，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即探索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两条路径。经济文化化着重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文化经济化则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和产业手段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深入探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之道，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向，并探索创新如何推动文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和金融科技50人论坛的学术指导，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出版支持下，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于2024年11月1日在北京举办“新时代文化经济发展与研究座谈会暨《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邀请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及本书作者，共同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分享。本次会议是立言首都金融论坛系列活动第四十九次会议。
会议第一部分是开场致辞环节，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图书联合主编杨涛，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作开场致辞。本次会议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崔红蕊主持。
杨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图书联合主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图书联合主编杨涛从纵向、横向和未来三个维度出发，分享了研究文化经济学价值的重要性。
第一，从纵向角度理解文化的经济学价值。在经济社会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愈发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今年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主要成就是研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繁荣程度的。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曾青睐制度经济学家，如1998年诺奖授予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表彰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此外，2015年和2019年都赋予跟制度研究有关的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对于公平、福利、应对贫困等等方面的贡献。
一般而言，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正式制度是指法律法规等硬性的制度规则，而非正式制度通常包括文化、习俗、伦理等内涵。尽管以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其难以被实证计量的特性，往往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希望克服这一挑战，研究非正式软性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对过去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延续，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开创性地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因，认为资和新教伦理的某些观念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背后有一些文化精神价值可以进一步思考。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要素值得研究。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非常突出。
第二，从横向纬度比较文化的经济学价值。伦理作为一种与法律相对应的“软约束”，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伦理对金融发展具有规范、引导和激励作用，既能够促进金融创新，又可以有效约束超出伦理底线的金融行为。从金融发展轨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东西方金融伦理自中世纪以来产生了明显的分流和差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经济学和伦理些结合起来；在西方近代，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也重视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道德情操、道德伦理。而在西方金融思想、金融伦理与金融实践的交织碰撞中，萌生了一些现代金融组织要素。
而在我国历史中，以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对凝聚社会共同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然而，儒家思想在走向现代经济社会后未能形成“微观”约束机制，提倡的宗法与专制相结合的“家国同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甚至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商业活动，进而制约了我国现代金融伦理与金融活动的发展。由此可见，从东西方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同样十分突出。
第三，从未来维度来看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马斯洛需求理论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现代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居民部门效用的，但除了衣食住行等基层需求的效用较容易判断外，包括文化在内的精神层面的家价值却难以进行定价。我国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已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完备的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然而，未来要从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迈进，归根结底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来说，需要充分培育、激发、服务人更高层面的来自精神的需求。当前，我国对于人精神世界消费和需求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因此探讨文化通过满足精神消费而带动产业升级与变革就是重要切入点。以霉霉的“时代巡演”为例，在2023年为期八个月的巡演中创造了10.37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带动了巡演城市的相关产业和商业活跃度。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出现的“阿那亚社区”现象，说明了文化品牌也为房地产领域带来了价值加持。
在未来，无论是研究“文化+金融”的互动，还是文化在更广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慢慢跳出过去宏大的叙事方法，从具体层面探讨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发酵作用。
丁丁：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
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介绍了《文化经济前沿课》发布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丁丁在致辞环节中对各位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文化经济前沿课》的两位主编，以及编写团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表示诚挚敬意与感谢。
丁丁指出，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中提到，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与经济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在此背景下，一本能够将学术深度与通俗表达巧妙融合，深入剖析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图书，是一座精心搭建的桥梁。书中将这两个复杂而迷人的世界紧密相连，引领读者深入探索这片既充满机遇又富有挑战的前沿领域。
丁丁表示，该书凝聚了作者团队无数的心血和智慧，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研究和深入浅出的笔触，绘制了文化经济前沿的精彩画卷。从文化经济的基本命题到文化经济的基本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从文化经济政策到文化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从艺术市场、创意经济到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等等，该书承载了各方对文化经济发展的关注与期待，为学界、业界以及对文化经济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了可贵的思考路径。
最后，人民日报出版社将继续出版有价值、有意义、有前瞻性的书籍，通过知识的传播助力经济、文化各行各业的发展，激发更多的思考碰撞与创新。
会议第二部分是图书发布环节，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图书联合主编金巍作《文化经济前沿课》新书发布。
金巍：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图书联合主编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图书联合主编金巍就《文化经济前沿课》的主要构思与感想进行分享。
首先，金巍介绍了该书主要包含的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文化经济化。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文化经济包含两点，一是文化经济化，二是经济文化化。由于二者难以兼顾，该书选择从文化经济化的路径出发，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生产问题。对文化生产经济学的分析，包括新发展阶段的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中的文化资源资本化与文化资本、产业经济视角下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意义、路径与建议四讲内容。
第二部分探讨了中观层面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形态。我国常用文化产业描述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形态，而在联合国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例如版权产业等。此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艺术产业、艺术经济等存在许多交集，这些产业形态都是经济发展多层面的映照。对于文化经济视域下的新经济与新产业的探讨，包含文化产业价值链重构与数字化转型、艺术市场发展态势与治理模式现代化建构、创意经济边界与趋势、版权经济法治助力下的可持续发展四讲内容。
第三部分是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是文化政策研究中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较少。该书在文化经济政策方面梳理出多个维度，包括文化财政政策、文化税收政策、文化金融政策、文化贸易政策、文化土地政策等。此书围绕前三个维度以及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全球趋势与中国演进，对文化经济政策做出系统梳理。
最后，金巍就编写此书时的感受进行分享。一是文化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围绕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仅靠财政支持的公共化事业很难做到文化强国建设，没有文化经济就没有文化强国。要想加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仅需要中国文化通过交流的方式走出国门，更要以交易的形式走向世界。
二是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二者路径的区隔与融合。经济与文化是互动的关系，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中存在非正式制度的软性文化。当前，文化经济已完全跨越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比如许多消费品工业中的文化赋能问题。消费品进入了文创化时代，同时反应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两方面内容。在文化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产品成为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融合。
三是数字经济范式转换对文化经济带来的影响。数字文化经济越来越成为文化经济的一大主题，其中包括文化数据资产入表等新命题。四是文化经济研究与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对于我国文化经济的研究，要在借鉴国际文化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做好两个结合，一是结合中国实际，二是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未来，要加深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
会议的第三部分是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意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郭万超展开分享。本环节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巍主持。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围绕文化经济学的对象范围、研究起点、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分享。
第一，就我自己的研究经历而言，最早涉及与文化经济学有关的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知识经济的相关研究是文化经济学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因为国际上有很多专业经济学家参加讨论，涉及到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直到目前这些讨论还不过时。当时国内曾翻译出版了一批书，很有价值。然后就是1999年配合中宣部集团化改革文件出台委托我们做的国际传媒研究，涉及到全球范围由于数字技术发展导致的媒体融合的进展。此项研究直接导向今天的数字文化产业有关基本议题。最后就是关于国际文化贸易研究，涉及加入WTO中国文化会遇到的挑战以及需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此项研究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的编撰。经过20多年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业蓝皮书》的编撰，文化经济学现在成为我们应该也必须去努力完成的任务。
第二，文化经济学研究需要明确的对象范围。我国目前对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仍不够清晰。近10多年来，我们已经翻译了《文化艺术经济学手册》（金斯伯格和索罗斯比编）、《文化经济学手册》（露丝.陶斯等编）等多部文化经济学工具书，可以看出虽然国际经济理论界依然在做文化艺术分行业的经济分析，仍然没有建立起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比较明确一致的：文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研究分支。而中国的研究于此不同。国内文化经济学研究近年多了起来，但多从文化语境上谈经济学，使其变成了一个人文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从经济学语境下谈文化，像国外那样将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在我看来，文化经济学应该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化艺术各行业的经济运行规律，而不是相反。当然，也不能仅仅将文化经济学看作经济学方法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忽视了文化领域对经济研究的诸多挑战，例如数字文化的冲击等。
第三，要明确文化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我的推论是这样的：首先，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而文化产品区别于一般产品的特点是承载了“意义”。消费者消费文化产品就是消费其中包含的“意义”，就像买书是买内容而非纸张。其次，意义是通过符号与文本表现的，文字、图像、音乐都是表达意义的“文本”形式，这些符号与文本构成了文化产品的价值主体。第三，文化产品作为商品也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使用价值里包含有功能性价值和表现性价值，而符号与文本构成了产品“使用价值”中的“表现性价值”，与“功能性价值”构成了分析文化产品经济规律的基本矛盾和逻辑起点，将二者作为文化在商品使用价值层面的基本内容确立下来，有利于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化。
第四，文化经济学的体系建设模式。符号和文本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与基础，而艺术家可商业化的创意思想创造则是文化经济学的体系化的起点。由此出发，思罗斯比提出了“同心圆模式”，将文化产业概括为三个圈层：核心层是由意义文本，包括文字、音乐、图像等由人直接创造的、“传统意义上的创意艺术”构成；第二层是核心圈的扩展，将文化符号变为有物理形态的产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品”，例如书籍、影视、演出等；第三层是为相关产业提供附加值的产业，如旅游业和建筑服务业等。文化产业同心圆模式与经济学“成本弊病”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都依循传统经济学逻辑。比如演艺这样的“核心圈”行业“劳动密集度”高，难以提高生产力，成本弊病程度就高；而越是外圈“资本密集程度”越高，成本弊病程度就越低。于是，我们可以按照“创意含量”和“技术含量”所占比例将文化产业诸行业进行排列，形成系统分析框架。
第五，数字化的变革和数字文化经济学的挑战。数字技术已经引发了人类文明自从洞穴壁画以来的根本性变化，即文本和符号脱离传统固定的“物理空间”，完成了“脱物化”。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由此改变了文化的整体形态，也向文化经济学提出一系列挑战：首先是经济学的“总问题”变了，从解决“稀缺性”转向面向“丰裕性”。其次是经济学的“总规律”变了，需要研究“零边际成本”条件下的商业模式创新。第三是市场环境变了，出现了“平台”这个新的“市场组织者”。第四是治理形式面对“原始创新”，需要审慎监管和“科技向善”。
总之，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经济学体系应该从传统经济学向所谓的演化经济学体系转型，文化经济学也需要一种新的综合，比如，经济学与符号学的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在传统经济学面对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打碎重构下，文化经济学正处于变革的转折点。
意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意娜就中西方文化经济概念差异、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语境及未来趋势进行了系统阐述。她首先指出，中西方在文化经济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她以"创意"这一概念为例说明：在中国语境下，创意被理解为新意或意境，强调的是原创概念产生的过程与结果；而在西方语境中，创意（creativity）更多指向一种能力，即个体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特质。这种概念认知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策略：西方更注重创意主体，因此在创意经济发展中特别关注艺术家的流动性等问题，而这一维度在中国的实践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在进一步的分享中指出，文化经济的理解需要与时俱进，当前文化经济在产业发展中面临两个重要语境。第一个语境源于"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苏州考察期间和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了"人文经济学"这一重要命题，使其成为当前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理解人文经济学的关键在于把握文化传承、高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的融合。具体来说，人文经济学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以人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个语境则体现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对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自2019年以来，全球文化产业已经全面转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方向，这已成为时代主流。
在这两大语境的作用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独特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有所不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发展模式。因此，我国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而是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发展道路。在知识革新的大背景下，这种探索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对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总结，并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另一方面要将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话语体系传达给社会大众，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繁荣。
关于人文经济学框架下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分享中提出了三点展望：首先，文化产业的驱动力将更加丰富多元。传统经济学框架将文化产业视为消费驱动型产业，而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实现双向赋能，文化成为推动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其次，文化价值的传递将更加多层次。文化产业的意义远超商业层面，在提升文化认知和审美体验方面发挥着其他传统产业无法替代的社会价值。这种多层次的文化传递能够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互动，逐步改变过去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经济投入上的差异。最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持。要实现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长远发展，不仅需要文化本身的持续创新，更需要稳定的经济支撑。
分享最后强调，在人文经济学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传递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价值识别、价值创造逻辑以及价值传递方式三个层面。要构建更加开放、互动的价值传递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到文化创造中来，真正实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的理念。
郭万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书记郭万超表示，文化向经济学的回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个简单的“经济人“假设舍弃了许多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经济领域，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化“。比如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认为，“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一论述就将文化排除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外。当然这与当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没有广泛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心想让经济学挤入科学的范畴，所以使经济学越来越数量化、计量化，而文化艺术经济难以数量化，因此，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
当然，在非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和其他学科，对文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比如现代化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把文化作为现代化在西方创生的主要背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文化被纳入思想上层建筑或观念上层建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其理论视域，人们逐步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以制度经济学为突破口，文化、习俗等被归入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人们认识到，制度变迁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约束。凡勃伦认为，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
除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日益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发展日益许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文化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力量。因此，文化经济学也悄然兴起，虽然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体系，但对现实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文化经济学包含艺术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文化政策研究、传媒经济学等方面。
郭万超表示，拓展文化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向度，第一个维度是文化科技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特别是数字技术对文化经济或文化产业的挑战。其一，数字经济改变了规模经济概念。尤其是改变不少文化行业过去难以规模化的难题，比如，过去的演出，最大下剧场也就几万人，现代的直播或移动媒体使观众扩大到数亿人。数字经济的出现使文化企业的规模实现指数级扩张，而且企业规模扩张的的速度大大加快。其二，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活方式。由于许多文化类的数据的存在，使得创意、技能、想象力都变成了生产要素。虚拟世界、游戏中的道具等非物质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其三，数字经济改变了成本收益的概念。在传统经济的研究范式中，对摩擦成本、交易成本等相关成本的关注占很大比重，然而现在零成本、免费商业模式的出现，对经济学提出了巨大挑战。第二个维度是需要强调经济的人文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经济必然内含更加丰富的人本内蕴属性，必然更多体现经济的人文价值和关怀。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了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必须坚持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根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