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简报｜立言首都金融论坛·第32期：“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探讨”闭门研讨会成功举办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相关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全面集中地开展国际资本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并且能够辐射和影响其他城市或地区，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等是典型代表。总结、分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有利于精准、高效推进首都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
同时，促进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在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金融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经验，对于北京构建开放型的金融中心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此，本期论坛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进行闭门深入研讨，并诚邀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共同参与，分享深度思考和真知灼见。
首先是开场致辞环节。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维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做致辞发言。本次会议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巍主持。
第二部分是主旨演讲环节，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崔红蕊、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产业创新研究所副所长张五明、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周冰彦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进行主题分享。
崔红蕊：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崔红蕊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现状、经验与特点”进行分享。
首先，对国际金融中心进行概念界定。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全面集中地开展国际资本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活动的城市或地区。按照性质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划分为“名义中心”和“功能中心”。从功能定位上，也可以区分为几种层次：一是全能型的金融中心；二是功能复合型金融中心；三是单一功能型金融中心。按照资金流向和目的可以将金融中心划分为四类：基本中心、簿记中心、筹资中心、融资中心。根据其影响范围的大小，国际金融中心有全球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之分。根据业务特点，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分为国际资本的净输出地、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离岸金融中心三类。
其次，介绍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在对四大主流指数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和总结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旧金山、上海等典型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动态，发现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纽约和伦敦两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二是第二梯度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竞争激烈，但格局基本确立；三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其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四是全球经济格局呈东移态势，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地区成长发展态势显著，全球经济中心逐步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北京、上海、香港、首尔、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在世界金融体系话语权日益凸显；五是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
再次，总结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一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共性：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保证；地理位置优势带来的发达经贸活动可以为金融集聚提供原始驱动力，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因素；优越的营商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保障；完善的金融生态体系是金融集聚的基础；优质的人力资本和雄厚的科研力量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撑力；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形态；发挥集群效应、引点成面是国际金融中心做大做强的通项公式。二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特色：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与美国经济实力及美元国际地位密不可分；伦敦主要依托大量的国际金融需求，成为典型的“资本输出型”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是“政府引导”模式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也是全球金融监管最佳实践地区；香港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环境以及与内地在经济金融上的紧密联系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在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在战略引领、政策支持、市场建设和规划布局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归纳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特点。一是金融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集中趋势，金融城市首位度有所提高；二是新兴市场金融城市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三是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形态呈双向影响，对塑造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起到助力作用；四是交易所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中呈现促进作用，交易所设立与金融机构选址密切相关；五是美国各金融中心城市最新趋势中呈现差异化特征；六是城市生活成本、生活方式、文化形态、街区规划的变化对金融业均有一定影响；七是地方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规划布局者、政策支持者及市场监管者的角色。
张五明：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产业创新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产业创新研究所副所长张五明围绕“区域金融中心的集聚与协同发展经验”进行分享。
首先，介绍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域金融协同现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区域金融协同代表区域内各个城市的金融业的相关活动彼此联系、彼此合作，金融资源能够在各个城市间实现充分自由流动，使资金的配置效率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众多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存在区域金融协同性的城市包括纽约、伦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缺乏协同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香港、新加坡等。
纽约都市圈又称纽约湾区，主要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等州组成，区域内主要包括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等大城市，纽约通过金融集聚为都市圈再注资本活力，各城市金融业分工明确，金融联系紧密；与纽约都市圈特征不同，伦敦都市圈具备“资本输出”特征，都市圈以伦敦为核心，金融产业生态健全，金融城市主次分工明确；洛杉矶都市圈城市多中心、分散化特征明显，金融业围绕不同城市的多元化产业布局；旧金山都市圈是以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著称的科技金融湾区，以科技驱动区域发展，吸引金融资源聚集和机制创新，不断激发区域内部资源潜力，“科技驱动”特征明显；东京都市圈形成了以东京为核心的金融圈层格局，不同梯度特征明显，具备明显的“产业带动发展”特征，形成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相互协作的格局；中国香港金融中心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低干预经济管制使大量外资聚集，以高度国际化、集团化的发达银行体系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金融基础差距较大且存在行政壁垒，因而区域金融协同相对较弱；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其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稳居“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金融市场体系和机制完善健全，高质效财富管理服务吸引海外资金，并不断开拓东南亚市场。
其次，归纳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域金融协同模式。区域金融协同主要有“强协同模式”、“中协同模式”、“弱协同模式”三种不同模式。对于基于大城市圈的“强协同模式”，区域内城市呈现“一超多强、多点协同”的发展格局，城市群整体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存在一个金融业国际领先的核心城市，带动多个城市在经济、金融和产业方面发展壮大，区域内城市在金融业分工上形成协调统一分工模式，各城市之间金融资源互相流通，有效服务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区域整体共同发展。对于基于兄弟城市的“中协同模式”，区域内城市呈现“多中心”或“无中心”格局，多个兄弟城市经济发达、产业特色鲜明，城市之间金融业联系紧密，互相服务其产业发展。对于基于大城市圈的“弱协同模式”，区域内往往以一个经济体量明显发达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其完备的金融业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最后，介绍多金融中心城市国家对不同功能金融中心城市的布局（以美国为例）。
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多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美国因经济发展和地理因素形成了多个区域性金融中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地理位置、发展路径和功能定位有所不同，各具特色和优势。
二是美国三大金融中心城市的兴起均来源于贸易需求，政府的引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大城市的定位和区别较为明显，在整个美国金融发展版图中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三是美国多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经验对我国金融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北京、上海、深圳应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如北京应提升国家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应深化金融市场国际化影响力、深圳应打造金融创新中心等。
周冰彦：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周冰彦围绕“京津冀金融协同问题与对策”进行分享。
首先，分析北京金融发展。在北京金融发展现状方面，北京市具备较强的金融产业基础且资本量密集，聚集大量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多元化资本市场基本建立，技术和人才力量全国领先。在北京金融发展存在问题方面，金融市场发育仍有滞后，金融服务体系发展不足，在引导和服务在京各大机构发展、盘活北京金融资源优势上仍需进一步加强，金融自由开放程度不够，国际金融资源集散程度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有待提升，缺少经济腹地之间的金融联系，未能实现城市群的共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京作为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升级。在北京各金融功能区发展现状方面，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高端金融业发展成熟，打造全国金融示范窗口及金融政策宣传发布权威平台；丰台丽泽商务金融区聚焦新兴金融产业，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初步建立；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金融基础建设初见成效，绿色金融产业蓬勃发展；CBD作为金融开放前沿区和国际商务服务平台，实现商务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但北京各金融功能区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各金融功能区发展存在同质化特征，各自金融优势和特色潜力未得到全面释放，发展空间承载力不足，金融配套及金融后台等产业发展尚在初级阶段，各金融功能区在资金、政策、人才、办公资源等方面竞争激烈，区域之间未能实现协调发展等。
其次，介绍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在发展现状方面，一是北京金融实力突出，区域“中心城市聚集”特征明显；二是区域金融协同以政府推动为主，以银行贷款为核心建立了一定的金融协作机制。但同时也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三地金融产业发展基础差距较大，城市金融业定位模糊；二是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源互联互通性不强，协作方式单一，首都金融资源对周边城市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三是区域内金融服务机制不够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实现一体化，监管体制不够协调统一。
再次，介绍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机遇方面，一是在国际金融中心新的发展格局和趋势下，北京有望凭借发达的金融科技基础在亚太地区率先取得突出成效；二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形势下，多边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不断抬升，首都国家金融管理职能的关键作用将进一步释放；三是随着更多的国家承诺碳中和，绿色融资规模不断增长，在世界各国在绿色金融发展仍不均衡的发展格局下，北京有望在绿色金融发展策略和政策体系、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国际合作等领域释放先发优势和潜力。另外，北京也面临如下挑战，一是区域高端金融要素资源承载力面临不足；二是与国内其他城市形成竞争局面；三是金融风险化解和金融安全稳定迎来新的挑战。
最后，提出如下启示与对策建议。在建设金融中心城市方面，要强化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职能，建设北京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绿色金融中心、北京财富管理中心。在提升金融功能区发展水平方面，一是建议金融街突出金融管理中心功能特色，发挥其总部金融的品牌示范和辐射带动效应；二是建议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重点承接金融街金融新兴产业溢出，打造更加开放的数字金融发展载体；三是建议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不断延伸金融产业链条，在打造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中心上实现错位发展；四是建议CBD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生态体系，扩大我国金融业务的对外开放水平。在加强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一是三地应共同参与金融发展顶层设计，推进金融服务京津冀市场一体化；二是建议推进三地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助力补齐京津冀差距和短板；三是要建立京津冀金融合作机制，加强金融服务京津冀科技和产业协作发展。
第三部分是专家点评环节，邀请到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GYbrand全球品牌研究院首席分析师金良鑫进行分享。
徐洪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各大金融中心城市的综合衡量指标中，本币自由兑换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之间的密切互动，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实体经济的互动仍然存在缺陷。近年来，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持续收紧，导致人民币资金池萎缩，以香港为中心的离岸金融业务地位削弱。这一背景下，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至关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香港与上海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并依托“一带一路”，形成海外人民币市场网络体系，服务于我国对外经贸合作，进而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
另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足以支持多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但是当前各地金融中心存在碎片化、缺乏系统性设计等问题，难以形成协同发展。未来，京津冀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着力提升三大地区间的政策协同性，形成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同时，京津冀利用各自优势深化合作，持续辐射周边地区发展。北京市各项工作应当立足于全力做好政治中心服务保障、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水平、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更好担负起首都职责使命。其中，金融科技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应结合中关村科技创新、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任重而道远，未来，各个城市应厘清各自的功能定位，打造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差异化在竞争中取胜，形成协同效应。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享。
首先，关于如何评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可以从“合作力”来讨论京津冀协同问题。“合作力”可以包括国际上的合作力、区域之间的合作力等。
其次，关于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考虑定位的问题。一是需要明确讨论金融中心是区域的中心还是全球的中心；二是在现有的产品与模式上，需要定位如何进行金融中心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无论在技术角度还是在业态角度，都需要定位金融科技在金融中心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及未来的趋势；四是金融发展是为经济服务的，需要考虑落实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如何定位。
再次，金融中心的成长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两种。硬性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平台、交易平台等；软性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制度、营商环境等。相比较而言，软性基础设施更加重要。第二个因素是人才。当下缺乏真正能够为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高端人才，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涉及技术、金融、法律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心理学等也要有所涉猎。第三个因素是产品。不同金融中心的产品要有所差异。北京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将绿色金融作为自身产品，同时也要对绿色金融进行进一步的界定。
最后，金融中心在建立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相应的关系。一是要权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的关系。二是要权衡好金融中心的培育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三是要权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四是要权衡好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五是要权衡好协同与竞争的关系，在合作的同时也要发展自身优势特点。
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从以下六方面分享了相关研究意见。
一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需要具备金融机构、金融活动、监管制度、人才和人力资本、相关产业和生态五大要素，只有以上要素协同发展，才能构成金融中心发展的基本要素框架。同时，金融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协同的概念，在五大要素协同发展之外，还需要注重区域协同。
二是金融业态在数字化下分离的趋势存在差异性。数字经济物理区位依赖性较弱，需要考虑数字化或者依赖数字经济的金融业业态协同和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京津冀发展需要思考数字经济对于区位布局和空间布局的影响，区域金融中心的协同问题需要分开来，着重思考数字经济对金融中心城市布局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探讨”的研究课题应当对“京津冀的协同在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的区域协同”进行相关分析，且该区域协同一定要考虑到数字经济这一基本背景，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
三是可以继续深入剖析强协同、中协同、弱协同三种协同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一研究思路下，在深入了解京津冀在金融方面的协同分工和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围绕“经济分工的协同和金融分工协同的条件有无差距”“金融分工协同和经济分工协同之间是否存在一套新的东西”“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协同是否突破原有经济分析理论体系”等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同时，应当深入思考，金融中心协同发展模式与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之间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路径到底有无区别。
四是从城市群的角度思考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城市群，城市群里面可能很多城市发展条件具有相似性。从城市群角度来看，需要思考“金融中心的形成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哪一个更重要”。京津冀的金融区域和金融协同也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视角来看，进而基于比较优势再来分析协同路径。
五是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政策应当具备引导性；其次，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生态打造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政府应当注重金融生态体系构建。
六是金融中心可持续性。一是绿色金融，二是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持续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应当具备自身生长、发展的梯次性，这样的金融中心才是可持续的。
金良鑫：GYbrand全球品牌研究院首席分析师
GYbrand全球品牌研究院首席分析师金良鑫依据国际金融中心指数（IFCI），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享。
首先，第12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100强国家分布分析发现，中国金融中心呈现“多而不强”的特点。中国共有13个城市入选，虽然数量居于各国之首，然而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平均指数位列倒数第二，仅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其次，第12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100强地区分布分析发现，北美和西欧地区的金融中心依旧强大。论综合实力，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相对较强，入选的17个金融中心的平均指数为820.69；欧洲入选数量较多（40），平均指数排名第三（802.22）；亚洲入选数量排名第二（32），平均指数排名第四（796.55）；大洋洲（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澳大利亚）只有3个金融中心城市入选，但平均指数高达832.33，排名各地区之首；至于非洲和南美洲，入选数量和平均指数店铺比较落后。
最后，对第13期IFCI指数进行展望。随着疫情的全面放开，各地十四五规划将迎来中期评估阶段，金融业发展正驶入快车道，国内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更趋白热化。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内金融中心发展已重回正轨，第13期的排名有望集体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