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论坛 | 以“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闭门研讨会成功举办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从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出发，提出加强金融支持减碳理论研究三个建议，以实现金融长期有效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首先是加强碳排放权定价模式的研究。在一个充分有效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中，排放主体如果发现其减排成本高于碳价，将购买排放权，反之通过技术投入降低排放成本，从而实现减排。我国市场结构与欧美不同，例如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财务硬约束比较弱，决策逻辑也会不同，将影响碳价形成及相应的价格传导机制。此外，如何把中小微企业和重点排放企业均有效纳入碳交易市场，同时不增加成本，更好地发挥我国体制优势，走出不一样的减碳道路。这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实践探索。

第二要加强金融碳核算的方法研究。金融要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必然需要金融机构对其各类产品进行碳核算和碳足迹的管理。只有进行碳核算并能够有效管理其产品的碳足迹，才能将碳减排相关的政策激励和约束真正落实到金融产品中，限制高碳产业、高碳环节，鼓励低碳产业、低碳环节。我国近年来在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方面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可以尽快应用到金融碳核算、碳足迹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中。

第三是探索在传统金融风险定价理论中纳入气候因素。如果金融业有了较好的碳核算技术，那么金融体系就可以在考虑气候风险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地对金融资产进行风险定价。

雷曜还提到，除了继续推动发展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和标准体系建设，转型金融政策体系和标准以及棕色资产标准等方面已成为制度短板，需要加快推进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主任马骏主要从五个方面对以“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是“碳中和”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一方面，“碳中和”可以带来数百万亿元的低碳投资机会，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建筑、林业等领域都会迎来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两类风险：一是物理风险，如海平面上升、飓风、水灾等气候灾害，会带来非常大的资产损失；二是转型风险，“碳中和”背景下高碳产业和企业需要转型升级，若转型速度太快，可能会引起资产规模、就业人员、金融部门等领域的风险，若转型速度太慢可能面临出局风险。

二是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如何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具体措施包括：重新修订绿色金融标准，调整绿色债券标准、绿色信贷标准和绿色产业目录等；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披露碳足迹，逐步强化信息披露；界定和要求银行计算和披露棕色资产，根据棕色资产风险敞口进行环境压力测试，进而采取措施；加强金融机构对于低碳投资的激励机制，如建立绿色再贷款机制，加快金融机构从高碳资产退出的步伐。

三是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的具体措施。在治理结构上，董事会人员安排、专业部门设置等方面与“碳中和”目标一致。在具体目标上，设立量化目标，如绿色资产的增速等。在产品创新上，开发与碳足迹相关的贷款或债券产品，可以采取浮动利率，为借款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持续不断地提供激励机制。

四是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动向。近期G20重新启动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对于绿色金融发展路线图、绿色金融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中国和欧洲建立了可持续金融发展平台，各国中央银行加强绿色金融监管政策合作等。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已经形成共识，并在不断加强。

五是金融科技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方面的作用。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可以运用科技手段对绿色活动进行识别、跟踪、贴标，持续跟踪和监测金融产品的绿色属性。此外，金融科技可以用于资产交易领域，将企业光伏资产进行交易；用于金融监管领域，监管部门实时抓取银行绿色信贷数据，提高评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王克分享了中国“碳中和”的愿景、实施路径、潜在风险，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助推“碳中和”目标实现等观点。

首先，王克表示，中国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符合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的目标，这是一个负责任但实现难度非常高的目标。

其次，王克概述了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第一是通过节能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等，从源头上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的需求；第二是电力部门实现脱碳，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部分化石能源配上碳捕集、利用和存储技术；第三是在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部门提高电气化率；第四是在无法实现电气化或者电气化经济效益不可行的情况下，利用氢能和生物质能等低碳燃料。最后，少部分无法脱碳的，采用一些固碳技术。上述领域都存在大量的投融资需求，急需绿色金融体系提供支撑，也是金融发展的重大机遇。

随后，王克以煤电为例，讨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潜在风险。中国能源消费仍以煤为主，控制电力部门的煤炭消费在中国实现低碳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一，王克分享了我国煤电现状，包括全国煤电机组年龄小，短期内煤电淘汰难度大；现存机组规模和结构的地区差异大；煤电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但运行小时数不断下降；煤电项目融资以银行为主，银行融资主要是债券承销为主；成本方面表现为盈利能力、固定资产净值情况承压且地区差异大。第二，王克表示，目前我国煤电转型面临“碳中和”目标倒逼投资收益递减的压力，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作用日益突显，煤电行业亏损情况严重。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调整现有的能源结构，煤电将面临重大调整，可能导致煤电部门亏损状况进一步加剧。第三，基于课题组构建的煤电成本数据库的分析，王克分享了几种情景下分机组的煤电盈利情况，即降低发电小时数、考虑提前退役，以及施加碳税。最后，王克总结道，煤电转型关乎就业稳定和系统性金融稳定，需要慎重决策，设计好过渡机制，实现公平转型。

最后，王克分析了金融体系与“碳中和”目标的几重关系。第一，气候变化给金融资产带来风险。第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也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例如高碳基础设施存在搁浅风险。第三，与金融体系衔接包括相关金融衍生品开发，有利于碳市场机制的价格形成，并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碳价长期预期，这会影响当前具有长期锁定效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和研发决策。第四，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

腾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志峰认为，适合的绿色理财产品不仅有助于相关企业的融资产品发行，也有助于培养老百姓的绿色低碳意识，并谈及对绿色理财的几点观察和思考：

第一，近年来，国际绿色理财产品不断涌现。以美国ESG ETF为例，截至2020年底，美国共有ESG ETF 82只，总规模530亿美元，同比增长236%。我国ESG投资体系引入较晚，ESG投资不断多元化，并逐步成为一种主流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未来一旦加快绿色理财和基金的发展，可以很快跟上国际步伐。

第二，我国绿色理财刚刚起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目前绿色理财和绿色基金缺少统一的标准；二是产品品种少、收益相对低；三是目前对绿色理财的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宣传渠道也不足。

最后，王志峰对绿色基金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尽快研究统一的绿色基金标准，二是丰富绿色理财产品体系，三是帮助个人投资者建立绿色理财意识，四是探讨建立绿色理财信息共享平台，五是加强绿色理财产品推广力度。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综合管理处副处长赵建勋结合一线绿色金融实践的工作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是执行国家各种绿色金融的政策，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对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服务支持。他认为，当前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绿色金融需要依托更好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首先，目前市场交易过程中一些非绿色的业务没有被差别化对待，冰箱、空调、电视等产品都有能耗标识，但我们最关注的领域，如房屋等，没有把能耗水平和排放水平纳入交易体系。欧盟的绿建证书，将能效纳入一手房购买以及二手房租赁的强制性条件，但中国还缺少建筑单位面积碳排放的标准。

之后，赵建勋举例说明了什么样的绿色信贷产品能够量化推广。第一类是信贷风险补偿有创新来源；第二类是各种担保品创新，包括碳排放权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绿色建筑性能保险等；第三类是绿色信贷能否筹集到资金。很多创新业务无法做大是因为超过了风险承受能力，加之宏观经济的变动对用能企业和借款企业的风险把控有一定欠缺，包括碳排放权没有做市商，或者没有最终买家，碳排放权、排污权抵押权益或者专利权没有办法变现和处置，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建勋还提到，节能减排产品投资高的问题也需要思考并解决。例如最近较热的全光伏建筑，投资很大，但朝着零碳走就需要尽量使用这种科技手段，要想办法解决高资金投资的问题。此外，银行机构关于资产组合的减排信息，一定要把资产组合拆开，看每一单碳排放是多少，做更准确的减排计划。

唐山银行行长助理李凤琳以“唐山银行绿色金融探索实践”为题，从城市商业银行的角度对本期主题进行了思考。

首先，李凤琳介绍了唐山银行绿色金融实践。在制度方面，建立绿色金融相关制度，在授信政策和相关具体实施细则方面加大了对绿色节能行业的支持，同时对绿色债券支持目录项目加大了营销和投放力度，为绿色金融债发行储备基础资产。在公司治理层面和战略层面，增加与“碳中和”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在业务层面，大力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支持公共服务和设施改善，通过绿色信贷支持城市污水厂、煤改气、交通运输等项目。此外，加大与金融同业的合作，打通绿色金融链路。

之后，李凤琳对绿色金融问题进行了思考。一是“碳中和”给城市商业银行带来了诸多挑战，包括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如何识别碳减排具体业务、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等问题。二是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贷款、绿色债券或者绿色基金等绿色产品给予政策支持，探索商业银行利用长周期、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三是绿色债券的顶层资产标准化，如何更好地与“碳中和”目标靠近。四是绿色债券等产品创新，需要监管机构进行政策性引导。

中诚信绿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沈双波从绿色金融一些参与主体即投资人、金融机构、企业主体、地方政府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从市场投资者角度分析了投资标的的绿色属性及风险防控。沈双波表示，信用风险仍然是投资风险判断的第一标的，但随着碳中和目标的变化，可持续发展风险应提升为优先级。其中，与转型发展相关的技改投入、根据国家战略制定的自身减碳目标、应对措施等指标均与信用风险产生强相关性，风险性处于高位，需要及早进行资产配置的分类安排。目前，对主体和项目的绿色评级、对企业的ESG评价，均是对此类风险的判断依据。沈双波认为，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绿色金融属性最显性、标准最规范的、理论上应该发展最好的绿色债券市场仍处于“萌芽”状态。主要原因仍然是没有内生动力，也没有有效的外部推动，同时缺少全国性的政策工具，并且发行时比普通债券流程、监管和成本更多。但是从风险角度看，截至目前绿色债券没有发生违约的，是很好的标的。

其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分析绿色资产和风险防控问题，如银行。碳中和目标下，银行作为支持转型发展的第一梯队金融机构，肩负的责任重大，同时自我发展和风险控制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第一，目前全国的目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和部分地方商业银均已高度重视绿色信贷的发展，但是部分银行尤其是小法人银行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第二，绿色金融科技化的问题是所有银行均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小法人银行多数还没有解决初步的标准识别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绿色金融科技化建设更是遥不可及；第三，绿色资产识别、转型资产识别、环境效益计量工具、环境信息披露及绿色金融科技化，均将影响银行的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因此，沈双波提出了建议，对于绿色债券尤其是碳中和债券，应当制定全国性的支持政策，不仅是审批方面的绿色通道，而是在投资人端的、发行人端同步给予配套支持。

最后，从企业主体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价值。沈双波表示，ESG是企业发展中应高度重视的，各类型的上市公司尤其是A股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均应高度重视ESG的管理，并应规范披露，以供投资人投资决策参考。在监管、投资人、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企业的ESG表现的现况下，企业的ESG管理将直接影响其市场价值。

第一，丰富开展“碳信托”金融及受托服务创新。在资金信托方面，积极设计发行ESG主题基金TOF产品，引导信托投资者树立资产配置的长期价值理念，更广泛地参与到低碳减排的责任投资领域。深耕绿色产业及细分领域，开展绿色信托投融资活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在服务信托方面，创新探索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受托服务，为绿色债券等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提供专业、持续的受托服务，监督绿色资金用途和实效，切实维护公众债权人利益。在慈善信托方面，动员和募集社会资本开展低碳、零碳的公益项目，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主动落实信托公司的ESG主体披露责任。信托公司主动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是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责任担当，是落实ESG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要求和影响交易对手合法、合规披露环境信息，为助力“碳中和”提供有效的碳核算和碳减排基础。

第三，创新开展“碳信托”账户设立与管理，为碳资产交易提供丰富的制度和服务供给。随着碳配额和自愿减排市场的快速发展，碳资产交易将迎来广阔发展前景。碳资产本质上是独立于企业主体信用之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现为独立的财产性权益。发挥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制度优势，设立“碳信托”账户可以作为碳资产托管和交易的载体，有效地保护和实现碳排放权的流转，丰富碳资产交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促进碳资产交易制度的完善和拓展。

中航信托一直致力于绿色信托的持续深入研究与实践，发行了行业首单“碳中和”主题信托计划，创新开展碳信托账户研究，主动参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国际合作，积极协助股东单位中航资本大厦获得了2020年度“碳中和”证书。

九江银行绿色金融事业部负责人黄晶基于九江银行绿色金融探索实践，对本期主题进行了思考。

首先，九江银行专注绿色金融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从外部来讲，在当前政策环境和监管环境下，商业银行需要顺势而为，避免战略型失误。从内部来讲，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商业银行需要转型形成差异化优势。

其次，九江银行从多个方面搭建了绿色金融体系。从组织架构体系上，自上而下搭建了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绿色金融领导小组等三层架构体系，在分支机构层面配置专岗。在内部制度体系上，除了在业务导向、信贷发展方面出台各项规章制度，也建立了与绿色金融相关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在产品服务上，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九江银行先后推出了绿色票据、绿色家园贷、绿色理财等创新产品。

最后，九江银行绿色金融体系搭建离不开三方面的支撑。一是文化支撑，自上而下培育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二是科技支撑，启动绿色金融信息系统建设。三是智库支撑，通过向国内外机构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过程中提升绿色金融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