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论坛 | 立言首都金融论坛 · 第11期：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的发展路径闭门研讨会成功举办
1月27日，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学术指导下，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主办，金融科技50人论坛协办的“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的发展路径”闭门研讨会在京举办。这是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后举办的第十一期会议。
2020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题为《加强跨境支付：构建全球路线图的基础》的报告，致力于减少跨境交易摩擦和克服跨境支付挑战。该报告指出：通过加强全球跨境支付，提供更快、更便宜、更透明、更具包容性的跨境支付服务，包括汇款，将为全球公民和经济体带来广泛的好处，支持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全球发展和普惠金融。
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跨境支付发展路径的完善与优化。与此同时，跨境支付发展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监管与技术标准、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等焦点问题，都值得关注和探讨。为此，本次立言论坛以“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的发展路径”为主题，特别邀请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资深专家与业内人士共同进行闭门深度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昀主持。董昀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背景和意义。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支付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他国家对移动支付的投入程度和重视程度也在提高，国际竞争空前激烈。2020年跨境支付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7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加强跨境支付：构建全球路线图的基础》报告，标志着全球跨境支付领域国际规则的重构和制定正在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跨境支付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资金循环畅通，因此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会议开场，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做致辞发言。
杨涛：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认为当前我国国内支付体系正在不断完善，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深入，对于国际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在提升，可以从三个视角对我国跨境支付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厘清关于跨境支付的基本概念。通常来说，跨境支付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者地区之间，因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及其他方面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国际间债权债务关系，借助一定的结算工具和支付系统实现资金跨国和跨地区转移的行为。此外，从其他视角理解跨境支付，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看到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结构的角度来看，跨境支付可以分为证券清算结算体系的跨境发展、大额支付清算体系的跨境发展、小额零售支付体系的跨境发展等三个层面。再比如从跨境支付服务提供主体的角度来看，跨境支付产业链上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商业银行、专业化汇兑公司、国际信用卡组织以及非银支付机构等。从跨境支付业务两端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具有非常大的价值。跨境支付业务可以分为B2B、B2C、C2C、C2B等业务模式，其中B2B业务主要涉及一些大额资金的跨境交易清算，规模比较大，但是增速较慢；C2C业务是小额的、零散的跨境支付，近年来增速非常快；C2B快速增长，与全球跨界电子商务发展密切相关。
其次，需要全面分析跨境支付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跨境大额支付还是跨境小额支付，都是人们公认的“蓝海”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从国内视角来看，跨境支付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演进、非银支付机构跨境支付业务加速发展、新型跨境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越来越多元化等因素，但是归根结底都与跨境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此外，国内支付产业，尤其是零售支付产业已经相对成熟甚至饱和，必然会产生拓展新业务的诉求。虽然新冠疫情使得跨境支付活动受到负面冲击，但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跨境支付反弹潜力仍然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也需要全面分析我国跨境支付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息息相关。跨境支付商业模式存在挑战，跨境支付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风险问题，如反洗钱、资金非法流动、交易真实性、国际收支申报准确性、个人支付信息安全等，需要支付行业和监管机构进一步探讨，推动跨境支付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
最后，需要科学看待未来影响跨境支付的四个主要因素。一是监管因素。支付行业的监管思路直接影响到跨境支付的发展方向，未来跨境支付发展既要遵循和适用国内已有的以及未来可能落地的规则和制度，并且推动国内规则的进一步优化、以及和跨境国际规则有效对接。二是模式因素。无论是商业运行模式，还是业务架构模式，都需要结合跨境特征对国内已有模式进行创新和深化，重新探讨跨境支付模式在未来新理念和新规则下的引领作用。三是生态因素。跨境支付涉及众多主体，在国际范畴内建立一个各方共赢、合作发展的跨境支付生态非常重要。四是技术因素。跨境支付领域的技术创新绕不开监管规则约束，但是无论是传统的技术还是DLT技术都会对未来跨境支付的效率和安全带来深远的影响。数字人民币等新型数字化产品在跨境支付领域，尤其是在人民币使用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主旨演讲环节，邀请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竞争室主任刘翔峰，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协调二部主任王玉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炼等不同领域的嘉宾围绕我国跨境支付发展问题做主旨演讲。
刘翔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竞争室主任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竞争室主任刘翔峰从四个方面对中国跨境支付问题进行了分析。
首先，刘翔峰介绍了国际跨境支付体系的情况。全球跨境支付经历了早期的国际间跨境支付、电子转账跨境支付、第三方跨境支付等三个阶段。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中，SWIFT和CHIPS是跨境美元支付清算体系最核心的基础设施，美国有绝对主导权。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均建立了跨境支付体系，如欧洲INSTEX机制、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CIPS，等等。此外，第三方支付迅速发展，零售电商占全球零售份额、全部B2C跨境电商交易额等不断增加，亚洲出现了中国支付宝、Nium、印度支付宝、MOLPay等一批第三方支付平台。
其次，刘翔峰深入分析了数字货币与技术发展问题。当前数字货币有无锚定私人数字货币、数字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三种形态，经历了资产、货币和支付网络的功能。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发展，许多国家期望能够推进数字货币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提升效率，改进市场结构，也许能够解决现行跨境支付体系中心化造成的垄断问题、代理行模式问题。但未来也面临解决互操作性问题、挑战国家货币主权问题等。重塑全球跨境支付体系，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变革产生持续的推动力。
此外，刘翔峰还简要分析了中国跨境支付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垄断与竞争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市场结构问题和金融安全问题。
之后，刘翔峰提出了中国跨境支付的发展路径。一是可以开展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试点，也可开展国家间区域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试点，二是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三是搭建专门的跨境多币种支付系统。
最后，刘翔峰对本次发言进行了总结。分布式跨境支付体系是各国支付安全的要求，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加密算法的数字货币表现出巨大潜力，可能改变跨境支付结算的货币格局。我国要适应新发展格局要求，充分用好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打好基础，完善我国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适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抓住新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积极探索运用新型支付结算技术，特别是要鼓励不同市场主体参与支付结算相关系统的研发，允许在数字货币领域有优势的企业开展跨境支付业务试点。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等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加强对跨境资本预警管理，维护金融开放安全，切实完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王玉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协调二部主任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协调二部主任王玉雄主要从三个方面分享了对数字化背景下中国跨境支付业务发展的思考。
首先，疫情加速了数字支付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我国跨境支付业务发展面临新机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加快全球数字支付发展的步伐，重塑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商业交易行为，非接触式支付更加流行。我国监管部门出台政策推动跨境支付业务发展，全方位提升跨境支付服务效率。一是监管部门加大政策扶持和改革开放力度，为跨境支付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如出台便利跨境贸易和支付的多项政策，推动跨境金融服务与贸易加速发展，支持跨境支付服务新业态；深化支付市场改革开放，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促进跨境支付业务双向发展。二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为跨境支付服务提供有效支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服务能力和覆盖面明显提升，有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SWIFT全球支付项目快速应用，可实现全球账户间瞬时、无摩擦、透明的资金交付，有效提升了跨境支付效率。三是全球央行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研发和探索运用，为跨境支付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其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业务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差异，跨境支付展业面临不确定性。跨境支付涉及全球商品、货物贸易和服务市场，境外交易场景更为复杂，监管规则和市场环境明显差异，各国采取的网络安全策略不均衡，技术标准不统一，市场参与主体面临更多的效率损失和更高的交易成本。二是数据标准和格式差别较大，影响跨境支付效率。跨境支付中间方需使用支付报文中提供的数据以保障支付合法性，不同司法管辖区域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间的数据标准和格式差别较大，限制了自动直通式处理服务，也降低跨境支付处理效率。三是合规性检查标准的差异，使得跨境支付面临较高风险和成本。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制裁筛选和打击金融犯罪等监管制度执行不均衡，增加了验证跨境支付合法性的复杂性。同时合规性检查也可能与隐私保护政策相冲突，按照反洗钱等合规要求，支付机构需要对交易收付款人进行尽职调查，但是可能会触犯一些国家或者地区隐私保护相关法律。
最后，王玉雄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优化提升跨境支付效率的建议。一是健全数据跨境支付流动管理制度，完善跨境支付数据治理机制。一方面要优化和完善现有数据跨境支付流动安全管理框架及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较为灵活的数据分级监管模式；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的双边或者多边协定谈判，将国际标准数据规则纳入我国数据治理体系，推动健康有序、高质量数据跨境流动。二是积极推动形成并采用国际统一数据交换标准，提升跨境支付处理效率。市场参与主体各方应积极推广应用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ISO 17442标准）和金融通用报文（ISO 20022标准），并加快协调制定全球数据交换API标准和个人识别码标准，以提高数据质量和直通式处理，解决当前跨境支付存在的成本高、速度慢、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三是加强国际监管协同合作，提升跨境支付的治理能力。一方面要在反洗钱、反恐融资要求方面加强国际一致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减轻特定国家风险的需要，以缓解复杂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监管摩擦，确保反洗钱、反恐融资要求的透明度和确定性，减少监管套利。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我国跨境支付体系对标国际标准，有效化解业务及监管摩擦，同时输出我国与跨境支付相关的监管技术、规则和业务标准，提升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影响力，深度参与到国际支付治理体系当中。
程炼：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炼重点分析了数字货币对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影响。
跨境支付具有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跨境支付涉及不同的法域，不同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不同。二是跨境支付涉及不同的货币，存在着很大的信用风险。三是支付系统的差异，操作规制与报文标准不同，并不是所有支付系统都用SWIFT或者与SWIFT兼容。四是法律制度的差异，比如支付的完成在不同法律当中可能有不同定义，从而导致相关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根据定义进行不同的风险准备。五是时区差异及计时相关的操作差异，多币种交易存在时差，很容易产生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或者法律问题。
外汇支付与境内支付存在很大的差别。国内支付通常是单向的，以单一货币在国内系统内进行支付。金融机构间的支付通常是通过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实现，在结算具有最终性和不可撤销性的前提下，信贷风险将得到缓解，而且没有结算风险。涉及外汇支付的跨境结算是双向的，由金融机构通过不同货币管辖区的不同RTGS系统实现，这导致了一些特殊的风险，如RTGS系统的差异、法律制度的差异、时区差异及计时相关的操作差异等。
跨境人民币结算主要有代理行模式、清算行模式、NRA账户模式等三种模式。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本质上和SWIFT相似，是一个报文系统，不是支付系统，也不是资金流动系统，因此既适用于清算行模式也适用于代理行模式。当前对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主要约束不在支付系统之中，而且随着使用者金融知识的普及，使用者约束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有效解决。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主要约束仍然在于包括资本管制在内的监管制度。
具体来看，央行数字货币或稳定币可以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两种。对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在技术上成为有效的跨境支付工具，但是很难在不突破资本管制约束的前提下发挥太大作用。此外，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对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作用基本可以通过现有第三方支付系统实现，而且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对于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的提升目前来看很难超过第三方支付系统。对于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本质是一种代币。境内转账主要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央行以代币方式发行数字存款凭证（DDR）。跨境结算主要有三种形式：各国发行自己的CBDC但不能跨境持有、各国发行自己的CBDC且允许互持、多国央行联合发行通用数字货币。除了第三种方案，实际也就是发行世界货币之外，其他两种方案在跨境支付上仍然要面对传统支付系统的核心问题。因此，无论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至少目前的数字货币方案都不足以解决支付系统，尤其是多币种跨境支付系统面临的风险和成本问题。
专家研讨环节，邀请到了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现代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马颖，中国银联国际战略部副总经理王零涵，Visa大中华区政府事务部副总裁张兆阳，易宝支付 CEO 助理&跨境事业部总经理宁福生，中国保险资管协会副秘书长张倩等嘉宾从不同角度对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
马颖：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现代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现代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马颖主要分享了自己对于数字化背景下中国跨境支付发展的三个思考。
首先，需要溯源现实中跨境支付痛点、热点和堵点等问题的核心本质。马颖认为需从跨境支付本质的复杂性为研究起点，其在于不仅要通过具有不同规则、规定的不同（实）主体和管辖区来转移资金，同时要减轻欺诈、网络安全攻击、流动性和外汇波动等的各种风险，还需提高支付效率的空间。故需要实现制定转移资金规则、解决风险问题、提高支付效率等多个目标以及相互的平衡，核心在于最终结算媒介，即最终结算媒介及其与经济中一般可接受交易媒介以及清、结算机构特征的联系。
实际上跨境支付是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网络，是一个包括消费者、商户、技术服务商、金融机构、移动应用、支付网络、清算结算系统、货币（含数字货币）等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支付生态系统。从货币发展的历史，预期最终结算媒介的变化，预判其可能带来的对目前跨境支付生态系统的冲击，跨境支付发展可以分几个层次：从短期来看提升现有支付生态安排，从中远期来看超越对现有安排的调整，提出最终改善系统结构，或是创新新生态。利用制度安排、新技术和更新基础设施（例如清算和结算系统）等作为路径依赖，解决现有跨境支付过程中的挑战与摩擦（如支离破碎的数据标准或缺乏互操作性；合规要求的复杂性，包括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AML/CFT)，以及数据保护目的；跨时区的不同工作时间；以及过时的遗留技术平台等。）。她认为金融创新为提高支付效率创造了机会，技术创新可以建立在现有跨境和国内支付安排基础上，采取新的结构和生态系统模式，但在跨境支付中使用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也存在挑战和风险。
其次，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加强全球跨境支付路线图项目可以为我国跨境支付的发展提供领域、时间和路径等的参考。在其2020年发布的三个阶段报告中：第一阶段报告主要探讨四大类系列主题，包括支付基础设施的运行改进、数据标准化和市场惯例、法律监管和监督框架以及监测和信息共享。第二阶段报告主要涉及了五个领域的问题，包括跨境支付公私营机构的合作愿景、协调监督监管框架、改善现有支付基础设施支持跨境支付市场的需求、加强数据和市场实践提高数据质量、探索新的支付基础设施的潜在作用等。第三阶段报告则描述了应对跨境支付方面的挑战所采取措施包含的必要要素，对最终目标和里程碑事件进行了规划，涵盖了各种实施方法和时间范围。故可以基于全球发展路线图项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跨境支付发展进行自我评估，全面研究适合我国的发展节奏、重点推进和路径依赖等，力争在某些领域取得全球主导话语权。
最后，聚焦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跨境支付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建议。数字支付的迅速普及以及疫情的影响，跨境电商和跨境网络支付数据激增；外汇管理局等出台了多项政策便利了跨境支付结算业务新业态，增强了跨境贸易的优势，有关数据显示跨境出口电商成为中国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也有望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形式；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使得监管部门对于交易真实性和合规性的辨别难度等增加，但也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在减少摩擦，改善全球数字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机会。马颖例举分析目前非银行支付机构跨境支付的典型业务及流程和有关风险关键点，探讨业务发展、拓展、风险控制、监管等的需求，对现有业务流程再造，对现有制度、政策、规则变更、对有关的金融基础设施介入、互通互融以及国际监管合作，变迁制度安排等提出建议与关注。她认为从微观实操业务层面面临的挑战，完全印证全球跨境支付普遍存在的摩擦。跨境支付发展的研究需要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需要全景格局和多视角，特别需要关注从实操业务层面到制度层面的信息反馈。
王零涵：中国银联国际战略部副总经理
中国银联国际战略部副总经理王零涵首先介绍了中国银联发展跨境支付业务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走出去”，2004年中国银联开始启动国际化战略，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公民出境过程中的跨境支付需求，实现“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用到哪里”的切实目标。短短几年间，中国银联在港澳、日韩、东南亚、欧美澳、远东欧中亚、中东和非洲设立了分支机构，积极与当地主流金融支付机构合作，搭建全球范围的跨境跨行支付网络，并不断拓展受理终端数量、提升受理网络质量和用户体验。第二个阶段是“走进去”，通过输出银联品牌和服务，配合一些自身相关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制定全国和区域范围的支付标准、相应设计支付产品，实现服务本地化。第三个阶段是“走上去”。在支付行业加速数字化生态建设的背景下，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一是因地制宜地设计符合当地监管标准和用户习惯的产品和服务框架；二是加强数字化创新产品的研发，满足境外各国多元化的跨境支付需求；三是不断提升技术储备、优化系统架构和业务规范，完善数字化服务的输出能力。
跨境支付业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和行业监管政策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各国监管部门对跨境支付服务机构和国际卡组织提出了更高的合规性要求。一旦发生争议，国际解决流程非常复杂，需要提前进行战略性筹划，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此外，中国银联是EMVCo五大成员之一，与其它四大国际卡组织共同制定了芯片卡、非接、二维码、Token、线上支付等行业国际标准；希望继续加大力度参与行业国际标准讨论和制定，这对提升中国银联的品牌国际影响力、加强产品服务的标准化、提升境外合作机构的认可度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兆阳：Visa大中华区政府事务部副总裁
Visa大中华区政府事务部副总裁张兆阳主要从卡组织的角度分享了7国集团（G7）、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机构加强跨境支付发展的努力。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加强跨境支付：构建全球路线图的基础》报告提出了重点改善领域，前四项都是针对现有支付生态，第五项是针对新兴支付，如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完善现有支付生态，对于新兴支付生态发展能够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构建和实施全球路线图的基础是政府部门和市场机构协同合作。政府部门可以发挥宏观协调作用，比如规范合规管理、协调运营时间、提高现有支付设施效率。与此同时，发现并发挥市场机构的作用，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问题。政府部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为跨境支付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一是要对现有支付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对现有支付设施进行优化改良，如扩大覆盖范围、加强不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等，对于改善跨境支付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二是解决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建立协调一致的监管框架，如根据“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制定反洗钱、反恐融资的统一标准；三是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处理效率，如统一的数据传输标准和数据交换API标准等。
宁福生：易宝支付CEO助理兼跨境事业部总经理
易宝支付CEO助理兼跨境事业部总经理宁福生主要从支付公司的角度对跨境支付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过去几年无论是跨境外汇支付还是跨境人民币支付，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是一个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2019年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推动跨境支付合规更加关注交易真实性的实质合规，也对支付行业提出了高的要求。
此外，支付机构需要发挥连接市场、助推市场完善的作用。当前跨境电商发展迅速，主管部门既希望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也需要进行风险的有效管控。支付机构可以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基于市场规模、社会价值、行业可行性、严防底线措施等问题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报告，传递市场的声音，助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倩：中国保险资管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保险资管协会副秘书长张倩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为资金更高效、更优化的流动和配置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刘翔峰专家、王零涵专家、张兆阳专家介绍的，支付清算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探索和应用金融科技，提供了高效的全球跨境支付服务，1985年VISA的跨境支付服务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至今中国银联在境内境外支付结算服务不断蓬勃发展。这些跨境支付服务的发展，在账户、账户相关技术、编码标准、信息交互、反洗钱、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全球资金一体化流转、网络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维度推动着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的共同发展，相辅相成，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为全球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高质量服务。即使是在当前因为疫情影响导致部分人力和物力无法有效流动时，跨境支付仍然为资金流动提供了顺畅的渠道，为生产经营活动和人们生活提供了不间断的支持。
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法规的升级完善，跨境支付现在形成了对各类资产资金品类的覆盖，不仅涉及不同币种的资金，而且还广泛涵盖了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多个品类的金融工具，实现了从传统领域到现代金融新兴领域、从境内市场到境外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的金融资产类型的全覆盖。
会议最后，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做总结发言。
杨涛：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认为围绕“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支付发展”这一主题，虽然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但是经过此次研讨会基本形成了几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跨境支付确实非常重要，其快速发展符合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跨境支付是非常复杂的，具有跨境、跨行业、跨服务对象等特点，在法律层面、系统层面、业务层面和需求层面具有差异性，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产业链生态需要抽丝剥茧、细细研究；三是一个国家跨境支付体系的发展，既需要发挥好现有跨境支付服务设施的功能，不断挖潜改造，也需要在一些新技术和新模式领域抓住真正的痛点，做好增量改革，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建设和低效建设；四是需要从理论、法规、政策、业务等各个层面减少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在未来形成一种各方协调配合的发展格局。
